风筝埋在树底下

昨天喝多了啤酒，说了些什么都已经不记得。我坐在猫猫旁边，看着她和她的老公特别特别的幸福。然后我的酒杯就总是碰到我的茶杯，叮叮当当的响。

然后猫猫的老公讲起他们以前的事。有一天他们家里被盗了，他的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在电脑里，电脑丢了，他就等于丢失了工作、音乐，对他来说等于一切。他知道是一个朋友干的，他去报警，在警察局里。但是谁都无能为力，那些东西再也回不来了。在他崩溃的时候，猫猫对他说，咱们从头开始吧。

他说那句话对他来说很重要。虽然我觉得这句话一点也不感人。

我回到家以后，跟大眼蛙说这件事。我对他说，我怎么就从来没说出过这样的话。或者说过了也没有人记得住。大眼蛙说，在以前，在他的印象里，我对他说得最多的，就只是分手阿分手什么的。。。我觉得我怎么一点都不像个女朋友的样子。怎么那么蛮横不讲理呢。

我也想给别人留下点感人的记忆阿什么的。我也想跟别人说起来的时候，别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。

他们说起音乐圈有多么多么不容易，说起自己想做的音乐根本没办法做下去。我在旁边听着也头疼。他们对我和猫猫说着这些事，说着要存活下去就得商业。我本来想说，这些话我都懂，但是我是学电影的，我可以靠那个赚钱。我做音乐就只是为了高兴。

我没说，我在心里想了一圈，决定不要说。

我觉得自己活在两棵大树的阴影里。这个树倒了，还有另外一棵帮我遮风挡雨。但其实，它们都是我找来的借口，我拿一个解释另外一个。而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我对生活一点都不认真。我可以靠它们接着这样混下去，不负责也不自责。

这样的话，我说了也没人能认真地听，听了也没人知道该怎么办。

所以我一直沉默，他们说我沉稳。

 

 

徐竹家里有一条特别特别长的走廊，走廊旁边是一排特别特别长的玻璃。节奏吉他橡皮突然说，你们看那里多好看。我看着楼下的停车场，那里有很多很多各种牌子的轿车。我问，哪里好看了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她指着天空。才看见天边的火烧云，想起来在水舫大厦的日子。

水舫大厦附近有一个画画班，有一段时间和小飞一起去学画画。那个时候水舫大厦里已经没有乐手了。每天下了课就已经是傍晚了，回家的路要经过水舫大厦。我就经常指着那个破楼给小飞看，说哪个哪个屋子是我们的排练室，哪个哪个屋子是贫铀乐队的排练室。。。。。。那个时候天边经常有火烧云。有一次还站在湖边看了很久，才回去。

周末去见两个吉他手。结果很不顺利。首先是我们的鼓手因为手机欠费一直联系不上，然后，我和思思又迷了路。好不容易见了面，两个吉他手已经在琴房里调好了音。

她们都站在那里。一个女孩24岁，是云南人，琴身上有自己画上去的图案。她说她叫徐竹，是学美术的。另一个吉他手只有19岁，北京人，首都师范大学学法语的学生。

我们在没有鼓的情况下排了三首歌。然后去思思家聊天。

我喝了两听啤酒就困得不行。胡乱问着一些特别不靠普的话。比如：你们打算以后怎么发展？是地上还是地下？这些问题是我们鼓手想问的。连我自己都想不明白。

我觉得自己到现在还不会表达，交流上面成问题。到最后我干脆就沉默。靠在沙发边上昏昏欲睡。我们都各怀目的，却只能包罗万象，或者年少无知，或者老没正经。

直到分开的时候也没讨论出什么结果。定下来周四排练，然后再议。

我发现现在除了大眼蛙，我已经基本上不会和别人沟通了。就像两把琴无论如何也合不到一块儿去，怎么听怎么别扭，怎么说怎么郁闷。

好在有事做，而且是自己喜欢的事，就不会觉得心里空荡荡的。走在太阳底下的时候，脚步也能不知不觉地快起来。

这样的生活应该已经不错了。

 

前天跟甜甜聊了很久，她是我们18岁的小鼓手。跟我第一次组乐队的时候一个年龄。

她说话有点快，年轻人，我反应不过来。我18岁的时候说话也很快，但是声音很小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习惯语速很慢的大声说话。我们在思思家里喝了点啤酒，然后在那个迷宫一样的四合院里找到出口。就是几天前，我发现那个院子有两条到达出口的路。

甜甜问我，附近有没有不要钱的，可以坐着聊天的地方。

我们在中戏的小花园里赏鱼，就是去年我跟陈世亮捞鱼的那个鱼缸。鱼一点都没长大。

我跟她讲了关于欧阳予倩雕像的鬼故事。然后她说她喜欢我，又笑着说不是那种喜欢。那样的气氛真暧昧，到处都有鱼腥味儿。静下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想起一个旋律，白天的时候因为要扒《粉墨人生》，听了无数遍，贝斯的低音怎么也徘徊不去。

然后我想起来小时候的一件事。有一天，我弄丢了奶奶的雨伞，奶奶很生气，对我说：你弄丢了一把雨伞，之后就要花一把雨伞的钱买另一把雨伞，那就等于你弄丢了两把雨伞。。。当时我觉得很有道理，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。今天想来，其实我还是只弄丢了一把雨伞而已。。

不知道为什么想到这件事。

12点多的时候，送甜甜到路口，然后我走进自己家的胡同。突然想起要买烟，便原路返回去。在路口看见甜甜正张开双臂向前走，很陶醉的样子。我站在路口看了很长时间，夜晚总能让人有飞大麻的感觉。

今天弹贝斯弹到左手食指裂口，右手食指起泡。几年前蒋岩就跟我说我勾弦的位置不对。现在没有人对我说这些话了。我们都长大了，开始昂首挺胸的走路。

而我还在组乐队。。。还因为这件事整天兴奋不已，觉得自己找到了出路。

周末要见新找的吉他手，但愿一切都顺利。

 

 

这几天帮大眼蛙拍毕业作业。一连赶上4个大晴天，前天通宵到凌晨6点，整个剧组在梦游的状态下工作，那个时候只有我和制片两个人忙着，很清楚地记得这一点。然后是灯光组出现一连串问题，进度脱慢数倍，我已经被逼得火冒三丈。学生永远只能耍耍小聪明，小聪明在老江湖面前永远是透明的。钱在这个破行当里才是万能的东西。因为这点，我就活生生的从副导演变成了个制片，整天求爷爷告奶奶装孙子。佩服那些大导演，不知道他们一步一步是怎么忍过来的。前天晚上我蹲在拍摄场地的楼梯上，一个人哭很久，然后抹干眼泪面带笑容给人点烟送水，我就是害怕大眼蛙因为我的事影响了情绪，我害怕他的片子拍不好，他是个好导演，我不想因为别的原因让他分心。早晨的时候他睡着了，我就在旁边哭，觉得自己很没用，什么忙也帮不上还总把事情搞砸。我是真的不具备这样的能力，我不能呼风唤雨也不能遮风挡雨，我只能在旁边看着，心里急得不行却一句话也不敢说。我狠那些人。

《Dead Man》

当你在一只独木舟上漂流，

你会问自己，身边的东西为什么一直在动。

即使你将远去，也要在开始之前停止呼吸。

 

我的相册里上传了一组宋庄的照片，在连接里：）

 

张扬的腿踢足球的时候摔断了，拄着双拐来讲他的《落叶归根》。总体说来，张扬是个老摇滚青年。被磨得没了脾气，作品里却还是带着锐气。

徐老师说，人只能通过儿时对镜中自己的印象，来形成对自身的感知。以完全的视点镜头拍摄的电影，并不能被观众认可。因为，以摄影机的视角接触周围世界，机器的属性会暴露无遗，给人带来不安全感。我理解的是，摄影机不能从镜中看到自己，我们也不能从镜中看到摄影机，所以不能把它和自己等同，也就不能获得真实的感受。这么说来，镜子是人确认自身存在的唯一凭证。那么假如有一个从来不照镜子的人，他去看一部完全以视点镜头拍摄的电影，是不是就会产生认同感，因为电影里的世界跟他所见的世界是一致的。他就是一个摄影机。那实在是太酷了。

晚上看了个影展，是制片人请了9个女导演在云南拍9个片子。今晚放映的是尹丽川的《公园》和王分的《箱子》。这两个导演前者是作家，后者是画家。我个人是冲着尹丽川去的。只是因为高中的时候读过她的两本书。

刚进剧场的时候就看见张扬拿着摄像机晃来晃去。记得去年的迷迪音乐节他也是这样晃来晃去，我因为找不到演出场地就一路跟着他，结果他也走错了路。

放的两部片子还算不错，个人喜欢尹丽川的《公园》。毕竟是作家出身，虽然导演手法一般，但编剧不错。整个片子看下来很舒服，演员演得也到位。片子并不装腔作势，有一些刻意的编剧桥段在里边，但人物的情感是真实可信的。

很不喜欢《箱子》，说是导演王分和某某（疯狂石头的编剧）共同编剧，但谁都能猜得出，前者也就是挂了个名。编剧上跟《疯狂的石头》比起来差远了，虽然走的是一个路子，但总觉得特别虚假，特别浮躁，尤其是结尾，是我最讨厌的类型，日的，总想说教些什么，表达的如果是个人情感也就算了，偏偏扯上“所有人”。一个家庭的婚姻你可以理解成这样，你也不能把所有婚姻都理解成这样。太小儿科了。导演手法上，除了开头出字幕的那个镜头和制景的色彩搭配之外，完全看不出导演是个画家，我琢磨着是不是片场就执行导演一个人说了算。既然这样，要你一个女画家拍这个片子干吗，炒作么。

最有意思的是主创见面会。第一个片子的作曲是周云山，第二个片子的作曲是小河。没想到的是尹丽川把周云山也弄上台来了，两人站在一起，就是两个摇滚青年。尹丽川晃来晃去的看着自己的鞋尖，周云山蹲在地上。。。到后来周云山还自告奋勇的唱了首歌，唱了一半还唱不下去了，说紧张。我都快疯了。这不是音乐节，这是公共场合，制片人还在台上宣传着自己的事儿呢，你要是真能拿出废墟开演唱会的架势也就算了，就你一个人在台上喊什么呀。这是中戏又不是酒吧，台下坐的是学生不是你的乐迷，又没人认识你，就不能低调点儿么，都说摇滚乐是小众、小众，就别非得登上大雅之堂了。

我的脾气怎么这么大呢。